在跨越一個多世紀的歲月里，夏書章教授不僅見證了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時代變遷，而且在曲折與困苦中走上了學術報國之路。他秉承著“上醫(yī)醫(yī)國”的人生志向，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堅定選擇了行政學為研習方向，并遠赴大洋彼岸進修，成為第一個獲得MPA（公共管理 碩士）學位的中國人。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他又毅然放棄進修機會，熱切歸國建設新中國，并成為新時期中國政治學、行政學恢復重建的重要參與者，對于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學科建設、人才培養(yǎng)發(fā)揮了奠基、引領之功。為了全面呈現夏書章教授的學術歷程、學術貢獻與學術精神，記者于2023年秋在廣州采訪了夏書章，并結合書面采訪寫就了這篇報道，希望借此為讀者展現中國公共管理學“活的學術史”。

“上醫(yī)醫(yī)國”的人生志向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出生于“五四”前夕，這似乎注定了您個人的前途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始終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您是怎么樣走上行政學研究道路的？

夏書章：我出身于舊社會的一個平常家庭。父親給我們四兄弟定名為書文、書章、書華、書國，根據是“禮義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這兩句傳下來的古訓。我已經105歲了，記憶力還有一些，當然有些不一定記得了。但想起小時候中國的情況還是記憶猶新。那個時候，就是一窮二白、一盤散沙，整個國家不團結，各個地方都有地方勢力，由軍閥把持。所以，西方把中國叫作“東亞病夫”。今天，我看到中國強大起來，真的是越老越高興。中國的強大不是哪一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是綜合實力的強大。

我高小是在縣城讀的，全鎮(zhèn)就我一個。當時我初小畢業(yè)是第一名，城里來的老師認為不升學可惜，才引起家長注意，送我進城。一開始在高郵縣立第五小學走讀，但因為不方便，后轉入縣立第一小學成為住宿生。一小的前身是致用書院，于是把整個校園作為“致用市”，在高年級學生中選出“市長”來進行課余校園管理，如交通秩序、清潔衛(wèi)生、文明禮貌等方面。我曾被選為“市長”，像是那么回事地干了一段時間。我讀大學本科和研究生時對“市政學”課程感興趣，也可能與這段經歷有關。“市政”即城市管理，是國家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中畢業(yè)后，我決定到上海的統(tǒng)考區(qū)去考大學。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也是一次冒險行動。我和同學化裝成農民，由興化乘木船經長江前往。報名志愿規(guī)定可以填寫三個，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已遷往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后改稱南京大學）政治學系，第二志愿是設在昆明的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政治學系，第三志愿是上海交通大學的管理學系。老師和同學們知道后都覺得很奇怪，因為當時最流行的是理工科，尤其是工科，經濟學系也很時髦，而我的文理科成績都很好，為什么要報政治或管理學科呢？對于工科，我買不起學習要用的、價錢很貴的計算尺。但真正的原因，也是長期一直有的想法，就是對“上醫(yī)醫(yī)國，其次醫(yī)人”這句古語的印象太深。敵寇入侵，歸根結底是國家沒有管理和保衛(wèi)好，以為學政治學可以治理好國家，想法非常簡單和天真。在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希望國家能早日興旺發(fā)達。我的老伴汪淑鈞，也是自己做主選的政治學，原因同樣是天真地認為可以爭取實現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由于報考志愿相同，我們便從同班同學、同事到最后成為終身伴侶。

我雖然被“國立中央大學”錄取了，但是怎樣進入學校仍是個大難題。當時離開上海前往重慶，面臨的是一條非常艱險的旅程。我和同學結伴同行，決心去闖，確實是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當時政治學系共分三個組，即理論歷史組、國際外交組和行政學組。我選了行政學組，一是堅信“上醫(yī)醫(yī)國”的思想，不信“空頭政治”，已知“弱國無外交”和“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等說法，想要真正切實做好治國理政；二是得知系主任也是清華大學畢業(yè)后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讀研，選題即行政學，自己也動了這方面的念頭。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后來也到美國哈佛大學繼續(xù)攻讀行政管理學碩士，并成為第一個取得MPA學位的中國人?？梢愿x者分享一下這段經歷嗎？

夏書章：我是從印度孟買出發(fā)經海路到美國的，必須經過澳大利亞的悉尼和墨爾本，通過巴拿馬運河到達美國的波士頓?；叵肫饋恚接《仁俏业谝淮巫叱鰢T，那段路比從上海到重慶的路更觸目驚心。在飛越“駝峰”的途中，需要吸氧不說，從機窗看下去，那些墜毀的飛機殘骸歷歷在目，表明隨時有可能發(fā)生危險。

到達波士頓后，我原打算直奔芝加哥，因為我的目的地是芝加哥大學。但哈佛大學就在波士頓附近的康橋，我對當時的立陶爾行政學院特別感興趣。我在向院負責人表達愿望的同時，出示了芝加哥大學發(fā)出的同意入學的函件。真是完全沒想到，院方二話沒說，便立即點頭同意，辦理正常的入學手續(xù)。

在哈佛讀研究生，讓我獲益匪淺。對于應用學科，學校非常重視學以致用。在學習期內，我曾被安排在馬薩諸塞州政府實習。州政府非常歡迎哈佛研究生去實習，安排了辦公臺，可以到各種會議去旁聽并有專人負責聯(lián)系。說來也巧，康橋市的市經理作為在職研究生與我同班，他知道我對城市管理感興趣，便邀請我去參觀訪問，使我有機會了解到不少關于社會、治安、交通方面的管理實況。

奠基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哈佛取得行政管理碩士學位后，為何放棄了繼續(xù)深造，選擇回國從事行政學的教學與研究？

夏書章：當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我正在美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起，14年的抗日戰(zhàn)爭取得最后勝利，我當然非常高興。當時的心里只有四個大字“不如歸去”！為了做好兩手準備，我提交了讀博的申請并得到批準。但是“不如歸去”的心思一直有增無減，于是前往西海岸的加州舊金山市去候船。在舊金山候船可真不是滋味。正式運營的海輪不多，要想早點走、快點成行，必須另想辦法。當時，有一種在戰(zhàn)爭時期臨時趕制的“自由輪”，是運輸船而非客船，允許接納少數要趕時間和不計較舒適條件的乘客搭乘。我是個從小不怕吃苦的人，于是樂于作此選擇。

我們1947年、1948年回去的這批老“海歸”主要是為建設新中國服務的。我們不是不知道在抗戰(zhàn)勝利以后國民黨又掀起內戰(zhàn)，不是不知道國內的基本形勢和發(fā)展趨勢，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時已是新中國成立前夕！

從美國回到上海后，我在“國立中央大學”讀書時的老師當時是江蘇學院的院長，得知我回國的消息，發(fā)函要聘我為該院副教授。我所在的是政治學系，開設了三門課程，即行政學、市政學和管理學。但江蘇學院是徐州唯一的高等院校，平時沒有什么學術研討活動，人心思去是公開的現象。

收到中山大學聘我為教授的正式聘書后，我欣然應聘。那時的中山大學法學院共有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四個系。我在中山大學講授的三門課程，即行政學、市政學和行政法學，都與城市現狀有密切關系。我的課不只是在教室里講講、黑板上寫寫，尤其是市政學，我常帶學生到市區(qū)走街串巷、實地考察。我發(fā)現新中國成立前的廣州面貌同所處的地位并不相稱，城市建設說不上有什么計劃性。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我收到廣州市人民政府由葉劍英市長簽署的聘書，聘我與中山大學工學院建筑工程系的一位教授擔任新成立的城市計劃委員會的委員。這也使我們能夠看清新舊城市領導工作的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報》：1952年全國高?！霸合嫡{整”，政治學專業(yè)被取消。在這種環(huán)境下您是如何堅守學術理想的？

夏書章：1952年開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變化真的太大了。我所在的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在院系調整中從有到無，1960年復辦哲學系內設政治學專業(yè)又從無到有，可是“短命”只有一年，又無疾而終。再后來還成立過政治學系籌備小組，不久又被撤銷。就在這一起一落、忽起忽落的過程中，直至1988年總算有了著落，成立了政治學與行政學系。

政治學專業(yè)停辦以后，我仍在哲學系工作。系里只有哲學專業(yè)，打算成立一個美學、倫理學、邏輯學教研室，我決定為開設倫理學課程做準備。因為倫理道德問題在政治學和行政學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培養(yǎng)人才要德才兼?zhèn)洌婪ㄖ螄惨缘轮螄?963年，校方調我任副教務長，于是我離開了哲學系。開始有點不大習慣，不過我學習、研究的專業(yè)是行政管理，有實踐的機會正好學以致用，好好理論聯(lián)系實際。記得很有趣的是，一次參加全國性高等院校教學工作會議，照例要填寫報到表格。我作為重點高校的代表只填寫了教授，沒有填副教務長的職務。另有某普通高校的代表是副教務長、講師，只填了副教務長，沒有填講師。結果在安排住宿時，我被分配住在散鋪，講師卻住了單間。

《中國社會科學報》：1982年1月29日，您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時候了》一文。這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對中國公共行政學的恢復和重建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是什么？

夏書章：最重要的是響應鄧小平同志的號召，因為“趕緊補課”中有政治學。1980年5月12日，我在北京參加中國政治學會籌備會議期間，與其他到會老教師共10人一道，上書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建議先在六所綜合性大學設置政治學系。上書全文發(fā)表在《政治學研究通訊》1980年8月30日試刊第1期。1980年底，中國政治學會已經正式成立，復辦政治學系正在積極籌備。這里首要涉及政治學和行政學兩門課程，政治學自不待言，行政學則較感陌生，因而很有必要大聲呼喚以引起注意。特別是我剛從美國任教回來，在這方面也了解到一些新的發(fā)展情況，所以強調了行政學研究。

1982年4月，剛成立不久的中國政治學會委托復旦大學在上海舉辦全國政治學短訓班。我應邀赴滬講政治學、行政學專題。參加這次短訓班的幾十名學員，后來都成為這兩門學科的教學骨干。在這個班上，漸漸把籌建行政管理學會和辦行政管理學雜志的事情提上了日程。1984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勞動人事部在吉林市召開行政管理學研討會，我在會上提出成立全國性行政管理學學會的建議。會后，我被任命為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籌備組副組長。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籌備時，剛開始打算掛靠在人事部，1988年正式成立時是掛靠在國務院辦公廳的，這也體現了國家對這個學科的重視。之后一路過來發(fā)展得很快，一直到成立國家和地方各級行政學院，大舉開展全國政府系統(tǒng)培訓。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政治學到行政學，從行政管理學到公共管理學，您怎么理解公共管理學的學科性質和定位？

夏書章：西方雖較早有政治學與行政學之分，但漢語中的“政治”一詞，已十分明確地表達政必見之于治，治即所行何政的問題，二者融于一體，密不可分。根據漢字的解釋，“政者正也”。正不正，看行政，要政通人和、國泰民安，沒有良好的行政是根本辦不到的。當然，作為一門自成體系的新興學科，行政管理學或者說公共管理學是從國外引進的。這就有一個如何實行“洋為中用”的問題。

至于學科性質，問題不在名稱，而在實質性內容。英文的學科名稱“Public Administration”基本未變，但因創(chuàng)始于政府行政管理，故譯為行政學或行政管理學；后來內涵拓寬，兼及非政府組織活動，又以譯為公共管理學為宜。中國引進了MPA這個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國務院學位辦便將公共管理學定為一級學科，而將行政管理學定為二級學科之一，專門講政府管理。對于將Public Management譯為“公共管理”，而將Public Administration譯為“公共行政”的認識和做法應當慎重，要看到兩者是并存而非替代關系。

不論是行政管理學還是公共管理學，性質都在于應用，這與它的產生和發(fā)展的歷史有關。Public Administration同另外一門學科即工商管理是相繼出現的，先出現的是工商管理。因為在資本主義發(fā)展初期，工商界競爭激烈，管理得好不好關系重大。美國開始有人研究，形成了早期的工商管理學科。與此同時，美國工商界已察覺除自身管理外，若政府工作效率很低，不能及時辦好有關手續(xù)，工商管理必受影響。于是有人發(fā)出呼吁，引起政治學界的高度注意，提出政治與行政“兩分”之說，有建設公共管理學這門新學科的必要，以更好地配合經濟發(fā)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的設置更是體現了公共管理學學科的應用性。從1998年您撰文呼吁設置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到1999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議通過《公共管理碩士（MPA）專業(yè)設置方案》，MPA教育在中國已相當普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作為中國MPA之父，可否講述一下中國MPA創(chuàng)辦的背景和歷程。

夏書章：工商管理碩士（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公共管理碩士（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被國際公認為比較有效的學位。在改革開放初期，因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內廠長、經理等需要了解國際情況，便先引進了MBA。后來因為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工作顯得重要，引進MPA被提上議事日程。

關于引進和設置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的建議開始于1998年。引進之前，我們慎重行事。我的建議載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98年第4期，隨后又發(fā)表了《要加強“政府與公共管理”研究》一文。接著，由6所高校發(fā)起的“公共管理專業(yè)碩士學位論證會”先后在北京、上海、廈門和廣州舉行，我都參加了。最后認為可行，經上級批準，在有研究生院的24所大學招生，后來很快發(fā)展到百所以上。它同普通學位的不同之處在于，對教師和學生都有實際工作經驗的要求，更注重學以致用。我們有幾百萬公務員、兩三千萬公共管理人員，MPA還大有發(fā)展余地。但對某些官員拿學位當“墊腳石”或“敲門磚”的情況，應當引起注意。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管理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多次強調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管理學，表示要做一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搖旗吶喊的老兵。您怎么理解“中國特色”？

夏書章：公共管理學是一門應用性學科。在應用性的社會科學中，照搬國外的一切，不僅不會成功，還會帶來副作用，甚至反作用。這是因為各國都有各自不同的情況和特點，不同的社會制度固然不能照搬照抄，即便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也不能只是一種模式?？茖W的態(tài)度應該是根據本國的實際和自己的特點去辦事，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之所長、補己之短，創(chuàng)造出適合自己國情的學科來。

學習行政學，首先要考慮的便是如何使行政管理工作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的需要的問題。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我認為最重要的“主心骨”應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的事業(yè)服務。這一點不僅要落實，體現于理論和實踐之中，而且要經常和隨時提醒每一個人。實際上，管理就是服務，公共管理就是公共服務。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學可以概括為兩句話：“行建設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政，須勤政、廉政；專為人民服務和當好社會公仆之業(yè)，要敬業(yè)、樂業(yè)。”

現在講中國式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是有中國特色的。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時，印象較深的是旁聽生明顯不少，反映了學生們對中國特別是新中國的濃厚興趣。記得某次講到中國“四個現代化”時，聽眾起初并不當回事。但聽到我說中國的現代化不同于美國、日本、蘇聯(lián)的現代化時，氣氛馬上轉變了。這是“中國特色”在起作用，它是有吸引力的。

說到此，不能不聯(lián)想到《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在全世界熱銷的盛況。大家看到中國和平崛起，總想知道是何原因，不約而同地認識到應是治理有方，所以特別感興趣。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不僅是中國公共管理學“活的教科書”，您的研究歷程也是中國公共管理實踐與變革的一個縮影。從您20世紀80年代關于機構改革的探討、關于引進MPA教學模式的呼吁，到20世紀90年代圍繞政府職能轉變、依法行政的研究，以至于21世紀以來對服務型政府、創(chuàng)新型國家、合作治理的關注，既緊扣了當時中國最為重要的實踐命題，也展現出相當開放的國際視野。您是如何做到既堅持中國特色，又具有國際視野，甚至全球關懷的？

夏書章：做學問不能閉門造車，公共管理的普遍存在，真可以說是自古已然，于今為甚。愈是文明、發(fā)達的國家或地區(qū)，公共管理愈是受到重視，水平也愈高。當然，各國、各地的情況不同，現狀也不可能完全一樣。但可以進行比較和參考，借鑒成功的、有益的經驗。參考、借鑒很有必要，不僅可以少走、不走彎路，而且常能擁有后發(fā)優(yōu)勢。這也正是我們既主張堅持中國特色，又堅持與國際接軌的原因之一。

各自也可以同自身的過去比，從而總結經驗教訓，繼續(xù)前進。文化自信很重要，不僅要洋為中用，也要古為今用。比如，《孫子兵法》是中國的古典名著之一，不僅軍事界必讀，管理學界也很重視。日本曾有工商管理界要學習中國三本書的要求，一是《孫子兵法》，二是《三國演義》，三是《西游記》。這些也可歸入“中國特色”范疇，但現在老祖宗的東西我們學得比較少。自己的寶貝自己要知道，要以我為主，以現在的需求為主。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90高齡時還在《中國行政管理》上開設“夏老漫談”的專欄，論域涉及社會熱點、具體行政問題和現代行政理念等方方面面。您是如何保持這么強大的腦力的？對于后輩學人又有哪些期許？

夏書章：從我的經歷看，真正從事專業(yè)工作是自60歲開始的。所謂“長壽基因”，至少在我身上恐怕很難沾邊。因為我沒有見過祖父和伯父，父親30多歲就去世了。老伴曾經寫過一張夏氏簡易養(yǎng)生法，有這么四句：“飲食有度、作息有序、生活有趣、心中有數?！北容^難的是“心中有數”，只有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和經驗的積累才能逐漸加深體會。若能對有些事情看得開或看得破，或許有助于無損樂觀情緒。說得更簡單點兒，我是能吃、能睡、能動、能想、能看、能聽、能寫、能講，年紀大了，動作慢些，聽覺、視覺差些而已。據說，手寫文字有許多好處。果真這樣，我也算從筆耕中獲益了。

公共管理學是一門應用型學科。行政的實質在于“行”，要腳踏實地，結合實際。要有國際化的視野，不能閉關自守、閉門造車，同時也要多吸收傳統(tǒng)智慧。要有合作的理念。學術機構要和政府、產業(yè)機構合作，做到學以致用。全國人民正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齊心協(xié)力、奮勇向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積極貢獻。公共管理學作為治國理政之學，今天是大有可為的！

［本文標題引自夏書章教授夫人汪淑鈞賀夏老九十大壽所寫藏頭詩的前兩句，以此為題既是對夏老一生教書育人、學術報國的總結，也是對二人伉儷情深的紀念與致敬。］

夏書章簡介

夏書章，1919年1月20日生，江蘇揚州高郵人。中國當代公共管理學的主要奠基人，被譽為“中國MPA之父”“新時期中國政治學重建首倡者之一”，在政治學、行政學恢復重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學、引領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學科建設方面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現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中山大學終身教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名譽會長、公共管理國際會議名譽主席、廣東老教授協(xié)會名譽會長等。被國家人事部、教育部評為全國模范教師等。曾任中山大學副校長、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顧問、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聯(lián)合國文官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顧問等。

撰寫、主編《行政管理學》《人事管理》《中國城市管理》《香港行政管理》《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教材約40種，發(fā)表專題文章500余篇。曾獲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國家科技獎勵辦“管理科學特殊貢獻獎”、中國政治學會“中國政治學發(fā)展特殊貢獻獎”、中國老教授協(xié)會老教授“科教興國獎”、復旦管理學終身成就獎以及（世界）東部地區(qū)公共管理組織（EROPA）“卓越貢獻獎”、美國公共管理協(xié)會（ASPA）“國際公共管理杰出貢獻獎”等國內外獎項。

原文鏈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745&eid=48256&sid=223316&idate=12_2024-01-22